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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議題的藝術介入
台東綠島
艱難歷史的藝術介入:從綠島人權藝術季《記憶‧邊緣》特展談起
主講人│北藝大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 王寶萱主任
2020年11月22日,由北藝大藝術社會實踐中心(TNUA USR Hub)主辦的「地方再現—藝術社會實踐」論壇於華山文創園區登場。11位長期深耕地方、或對公共議題有深刻著墨的藝術人與學者,分享他們在各自執行的計畫中,如何發現地方原有特質,並透過藝術進行轉譯、再現,讓地方找回對自身文化特色的主體性和認同感,又如何以藝術感性啟蒙的力量,達成移情效果、引領社會倡議。五大子題,橫跨全台九個實踐場域,開啟一個具有社會性的藝術新視野。
第四場「公共議題的藝術介入」中,第三位講者邀請到北藝大藝術資源暨推廣教育中心王寶萱主任,以綠島人權藝術季《記憶‧邊緣》特展來談艱難歷史的藝術介入之社會實踐經驗。
▍「艱難歷史」與《記憶‧邊緣》特展
首先說明艱難歷史中的「艱難」這個詞彙,是來自於二戰之後,德國面臨納粹時期那一段如此艱難的歷史,在思索該如何面對時,開始慢慢浮現的字眼。到了1980至199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一些國家從獨裁威權政體或戰爭的狀況轉型成民主政體,對於民主轉型之前那段大規模、系統性的人權侵害歷史,開始思索下一個新的民主社群該如何去記憶、理解、面對,甚至追究責任,以確保歷史不再重演,而這也正是近期在臺灣常被討論的「轉型正義」一詞的意涵。「轉型」指的是民主轉型,「正義」則是指面對過去那段大規模、系統性的人權侵害歷史,所做的諸多正義嘗試,所以它不是特定的正義觀念,而是關乎我們如何去面對這段歷史,並形成好的民主社群。
王寶萱主任表示當初會想要用藝術觸碰這件事情,要從綠島人權藝術季《記憶‧邊緣》特展談起。事實上不只臺灣,在全球許多面對轉型正義課題的國家,藝術介入、美學轉向都已成為一件不得不為之事,因此王主任在論壇中提出、希望和與會者們討論的一個重點即是:要以藝術面對過去的艱難歷史時,是否有些課題是我們必須先反省的?而這也是在帶領學生的過程中,必須不斷思考的一件事。
接著提到選擇綠島為場所的原因,是由於當地在1950年代曾有個名為「新生訓導處」的思想教育改造的開放型監獄,而1970年代則有名為「綠洲山莊」的封閉性監獄,因此這段時間島上關押了非常多政治受難者,計畫便是以此為背景出發。另外因為國家人權博物館已完整將《記憶‧邊緣》特展做成線上展供民眾自由點閱,所以本場論壇中不會詳細解說展覽內容,反而會以三個故事試圖釐清對於藝術介入艱難歷史的一些思考,同時也期待能開啟討論。
王寶萱主任以綠島人權藝術季《記憶‧邊緣》特展來談艱難歷史的藝術介入。
▍與國家人權博物館開啟合作之緣由
第一個故事解釋了北藝大當初參與的契機,來自於與國家人權博物館的館學合作計畫,人權館希望學生們先經過相關課程薰陶,再進行展覽創作;若要論其原因,就不得不提2010年在景美人權園區舉辦的一場特展。當時正值馬英九總統當政,政府決定以藝術文化的方式活化該場所,便發包邀請了藝術家們來創作,後來卻因藝術家游文富選擇在汪希苓特區創作一件名為《牆外》的作品,引起極大的爭議。汪希苓身為情報頭子,雖因江南案被軟禁在監獄內,但相比一般政治犯,仍享有相對較大的空間以及家人可探視的特權。然而游文富先生在創作時可能並不清楚相關歷史細節,於是在進入空間後看見了被軟禁的地方,或許僅僅感受到被關在裡面的不自由,就做出一個可說是較為唯美的作品,表現對自由的渴望。
此作品發表後引發政治受難者的強烈反彈,更有社運人士到現場潑紅漆,整起事件造成人權團體及政治受難者與藝術界之間的對立,並導致後續十年的時間台灣當局不敢再以藝術處理相關課題。直到2018年國家人權博物館成立,陳俊宏館長相信藝術介入是必須且重要的,踏出了這勇敢的一步,同時卻又擔心再發生類似衝突,因此才找上學校,希望透過課程的方式讓學生先理解議題再進行創作。
分別講述2010年及1997年在台灣與艱難歷史有關的兩個展覽。
▍前車之鑑:二二八美展的反省
另一個在台灣經常被提及的艱難歷史,即我們耳熟能詳的二二八事件。雖然很早就開始不斷被爬梳,甚至有兩個責任報告出版,但其實事件發生後,政府的說法從最初的「出於官逼民反、通貨膨脹等不得不然的行為」,到後來軍隊抵台改稱是「共匪叛亂份子所策動」,在1987年解嚴前大抵都是同樣的調調。直到解嚴後出現大量的文獻檔案,才開始有各式各樣的論述去反省這段歷史。
第二個故事講的正是北美館在1997年策畫的二二八美展《悲情昇華》。之所以選擇在這年辦展,是因為1995和1997之於二二八事件都是很重要的年份,包括通過補償法案以及二二八成為國定紀念日,意味著在這兩年的過程中論述被翻轉成功了,從原本的共匪叛亂轉變為國家必須紀念的意象。
學者暨策展人陳香君在著作《紀念之外》中分析了當時展覽的部分作品,其意象和詞彙試圖建構一個新臺灣國家的論述,例如蘇新田的《重塑現場》中,殘暴毆打老婦人頭顱、身著「國民黨軍服」的「警察」以及旁觀民眾譴責時所用的「日語」、林顯模的《悲情》中,持染血刺刀槍械之男子背著的「傘」、被國民黨士兵包圍的「無辜的服喪中婦孺」、控訴女子托盤的「中國豬」等。然而這樣的論述對陳香君而言卻是大災難,因為台灣其實從未好好理解那段過去,而是快速找到新的大敘事替代原本的議題,二二八事件似乎就變成台灣人的精神創傷、被埋藏在裡頭,並且在各種政治動員中又再被挑起,讓台灣社會的分裂與對立愈趨明顯。陳香君認為其可怕之處在於藝術被新的政治權力用來鞏固新的敘事,而台灣人也並未真正直面這段歷史,因此在書中也討論了其他的作品如何突破這個限制,從相對更為邊緣發聲的角度出發。
介紹智利劇作家Ariel Dorfman基於拉丁美洲民主轉型前歷史所撰寫的劇作「 Death and the Maiden」。
▍經典作品的啟發與未來展望
第三個故事的時間拉回到1991年,轉型正義領域中相當重要的作品,智利劇作家Ariel Dorfman的「 Death and the Maiden」。當時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剛從獨裁轉型成民主政府,開始著手處理過去獨裁政權所犯下諸多侵害人權的罪行,但因舊政權仍掌握軍事權力,並控制所有的檔案資料,導致執行上十分困難,最後誕生所謂的「真相和解委員會」,試圖藉由挖掘真相達到某種程度的正義,但同時也面對追求真相與正義之間的兩難。劇中曾遭受酷刑與性侵的妻子代表政治受難者,丈夫為受邀主持真促會的人權律師、代表新政府,醫生的角色則來自舊勢力,透過簡單的劇情設定呈現出整個國家的掙扎,並為受難者發聲。
對於藝術介入公共議題的角度,王寶萱主任引用了一位政治學者的評論,提出是否可能讓我們成為一面鏡子,使權力運作過程之中的壓迫性能被意識到。最後扣回北藝大參與綠島人權藝術季,雖然還是個剛開始的嘗試,但很期待藝術作品的介入能讓台灣民眾看見許多不為人知的邊緣記憶,並進一步透過藝術感性啟蒙的力量,讓人們願意正視未知的痛苦,甚至反省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為這件事情做點什麼,這也是北藝大策畫此展覽的核心關懷。
王寶萱主任期待藝術作品的介入能讓台灣民眾看見邊緣記憶,讓人們正視未知的痛苦並產生反省。
文字編輯:周育弘、黃甯
活動攝影:吳俊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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